领过兵、打过仗的红军女指挥员

1978年春。老红军干部、原地质部部长何长工来到上海。他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向市委提出看望贺子珍。贺子珍自1937年离毛泽东而去，在苏联生活了9年。在那里，她曾遭受非人的待遇，被无辜关进伊万诺夫精神病院2年。直到1947年，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帮助下，才回到祖国。然而，特殊的身份，使她失去了进京的可能。在东北财政部和哈尔滨总工会工作一段后，她于1949年来到了上海。当时主持华东局和上海市府工作的陈毅，将她安排到虹口区任组织部长。

这一天，天气晴好。工作人员陪着何长工驱车前往华东医院。明媚的春光，照射着南楼二楼贺子珍的病房。在病房的外间，工作人员把来意告诉了护士。护士走进里间，伏在贺子珍耳旁说：“姨妈，张秘书长陪着北京的首长看你来了。”护士摇起了钢丝床，在她背后垫上一床棉被。贺子珍半坐在病床上。小徐见有人进来，便调皮的问她：“姨妈，你看是谁？还认识吗？”“姨妈”，是当年华东医院上自院长、医生，下至护士、工人对贺子珍的尊称，连市委机关的同志来医院看她，也习惯地喊她“姨妈”。她也很喜欢这个称呼。当何长工走进去时，贺子珍开始只是用模糊的声音说着“欢迎！欢迎！”但当何长工走到她身旁时，她的两眼一亮，闪动着惊喜的目光。两人的手紧紧相握，谁也说不出话来。战友久别重逢。多少年了，这种喜悦，在她平静的生活中很少出现。已年近古稀的贺子珍，此刻任泪珠夺眶而流。何长工，这位曾久经沙场的红军将领，也洒下了从不轻弹的“男儿泪”。

毛泽东说，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，

在我的稿费中支付

解放后由于江青的原故，由于这30多年封闭式的政治历史环境，贺子珍只能默默无声地生活。

记不清是哪一位老上海的领导聊起过这么一件事。贺子珍到上海后，毛泽东曾对陈毅说：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，从我的稿费中支付。陈毅当即表示：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。对这已无法核实的轶闻，人们宁肯信其有。事实上，30多年来，贺子珍的工资及吃穿用，的确都由上海市委包下来了。

离开虹口区委后，贺子珍一度搬到哥哥贺敏学的寓所，和哥嫂、侄女(贺小平、贺海峰)住在一起。后来，市委将湖南路262号的宾馆拨给贺子珍，并配了专门的医生、护士。在这幢二层楼的花园洋房里，贺子珍生活了8个年头，直到她1977年犯病住进华东医院。

10年浩劫中，原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全被打倒了，市委招待处的干部也靠了边。贺子珍处于无人过问的状况。也许是多病体弱的老人对当时的那些权威者不再会构成威胁，也许是轰轰烈烈的“文革”令“四人帮”在上海的爪牙们忘乎所以，依靠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，包括医生肖文炳、严和俊和护士吴丽娟、小徐等人的精心照顾，贺子珍竟平安地度过了多灾多难的10年。

1979年6月，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决定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。当人们把这一喜讯告诉她时，她高兴极了。不一会，市委招待处也派人给她送来一束鲜花，以示祝贺。鲜花插在贺子珍床边的五斗橱上的花瓶里，给病房增添了喜悦的气氛。贺子珍那白净微带红润的脸上，露出了兴奋的欢笑。按常规，6月的上海正是梅雨季节，但这一天却日暖风和。小徐见贺子珍特别高兴，便说：“姨妈，我们陪你到花园里看看好吗？”“好！好！”她高兴极了。于是小徐扶她坐上轮椅，又在她的腿上盖上一床小棉被。她太兴奋了。在她风雪残年的岁月，党中央给予了她这样的荣誉，对于默默忍受孤独几十年的贺子珍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件快慰的事。

1959年庐山会议时

与毛泽东见过一面

1959年庐山会议时，贺子珍正在南昌小住，江青住在杭州。毛泽东派人把贺子珍接到庐山上。这是贺子珍离开毛泽东后，他们惟一的一次见面。面对着亲人，开始她惟有痛哭而说不出话来。他们漫谈了一个多小时，还一起商量了李敏的婚事。他们约定，第二天再见面。但由于陈伯达通风报信，江青急忙赶上庐山，贺子珍不得不匆匆下山了。这次见面也就成了她和毛泽东的永别。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后，贺子珍又一次到了庐山，并且到了毛泽东的住处，在毛泽东的住房里反复地察看，还抚摸着毛泽东的睡床，依依不舍，留连忘返。“文革”前夕，毛泽东也曾派傅连璋专程来上海看望贺子珍，劝她好好养病，相信医生的治疗。她在上海居住期间，每到春节前夕，李敏和孔令华夫妇总是带着孩子来上海看望她，并陪伴她一起欢度春节。她还住在湖南路时，有次李敏来上海看望妈妈，提起“北京有个‘四人帮’”，这在贺子珍心上留下了阴影。从此，她总对身边人唠叨，担心“四人帮”毒害毛泽东。

1976年毛泽东逝世，这对贺子珍的精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她呆呆地坐在电视机前，看着北京群众悼念毛泽东的每一个镜头，对身边人喃喃的说：“毛主席终于被江青害死了。”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贺子珍的精神才重新振作起来。每逢有人去看望她，她总是笑嘻嘻地说：“‘四人帮’打倒了！”

1984年病逝于上海

1979年秋，贺子珍提出想到北京住一段时间，上海市委同意了她的要求。工作人员给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通了电话。不几天中组部回电，说中央同意贺子珍的意见，并安排她到301医院。

9月初，中央派专机接贺子珍。贺子珍终于踏进了几十年来梦牵魂绕的北京城。她终于再不需要什么保密措施，在老战友的身旁，久久凝视。9月9日，贺子珍来到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。她献上花圈，坐着轮椅，围着老战友的水晶棺转了几圈。

1984年3月，贺子珍的病情突然恶化。除了中风偏瘫外，糖尿病、肺炎、肝功能衰退、肠胃病等多种并发症，造成她高烧不止，经月不退。市委指示：不惜一切人力、物力和代价，抢救贺子珍的生命。需要什么医生就调什么医生，需要什么药就进口什么药。参与抢救贺子珍的全体医护人员尽到了最大的努力。但终因她年高体衰，多种并发症一起爆发，于4月初病危。她的亲属李敏、孔令华、贺敏学、李立英和侄儿侄女们都来到上海。1984年4月19日下午5时许，贺子珍与世长辞，终年75岁。

一个曾经陪伴毛泽东生活了10年，为中国革命流血奋战，又受尽人间各种痛苦的伟大而平凡的女性，便这样走完了坎坷的人生道路。

摘自《党史天地》 孙闻浪/文